苗族历史 |
| 2008-1-4 16:25:44 城步县商务局 |
苗族历史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苗族就生息繁衍在祖国土地之上，为
开发我国长江中游和广大西南山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国的苗族现有四百四十多万人(包括最近两年新增的恢复苗族的人在内)。其中:居
住在贵州省的最多，有二百三十多万人，分布在全省的七十多个县中，而以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和横亘黔南惠水、长顺、紫云、望漠一带的大小麻山以及松桃自治县的苗族最多最为
集中。云南省的苗族有七十多万人，分布在全省的七十多个县里，而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为最多，有三十二万多人，占全省苗族总数百分之四十五。湖南省的苗族有六十七万多人，
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约近五十六万人;城步苗族自治县有八万余人，其
余分布在新宁、绥宁、靖县、通道、会同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苗族有三十三万多人，主
要分布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以及隆林、西林、三江、龙胜、资沉等县。四川省的苗族有二十一
万多人，主要分布于涪陵地区的酉阳、秀山和宜宾地区的叙永、古蔺、琪县、-1连、兴文等
县。湖北省的苗族有十六万人，主要分布于鄂西的恩施、宣恩、来风、咸丰等县。广东省的
苗族有三万四千多人，主要分布于海南岛各县山区，而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琼中、保亭
两县最多。此外，在北京市和浙江、江西、新疆等省区，也有少量的分布。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几千年来长期分散居住的结果，苗语已分化
为许多种方言和土语。但综合分析其异同，大致有四种方言: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黔中
南方言，川滇黔方言。
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
中，创造了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苗族是勤劳!雨富有智慧的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苗族历史的发展是曲折而又极其不平衡的。
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的九黎三苗时代，苗族是处于原始社会时期。据传说的史料记载，当
时已发明了弓箭，并开始使用了金属工具。到夏商以后，被禹打败而留在长江中游一带的三
苗遗民，逐步进入阶级社会，成了商周奴隶制国家的属民。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建立了楚
国。楚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是春秋战国时诸侯国的“七雄”
之一。秦统一六国前后，就逐渐融合于华夏族中去了。
离开长江中游西迁的苗族先民，由于长期迁徙带来的不安定，又僻处西南山区，社会经
济发展显得异常缓慢，表现为停滞不前。到春秋战国时，相当多的部分仍处于原始社会时 期。以后才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阶级社会。迁到今川东巴国地区的苗族，成了巴国奴隶主的奴
隶。迁到今贵州中西部的苗族先民，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夜郎国”的居民。夜郎当时是
奴隶制国家。同时期，处在今贵州东部黄平、瓮安、佘庆、平越一带的苗族先民，在秦汉之际建立
的且兰国，也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迁到今湘西、黔东一带即沉江流域和资水流域的苗族，在秦汉
时代是“五陵长沙蛮”的一部分，也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并开始向封建领主制过渡。
处于边远地区的，如今湘西腊耳山区及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的苗族，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则处在原始社会阶段过渡的时期，以地缘关系组成的农村公社，是这些地区苗族主要的社会
组织形式。这时期，封建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南各族地区的经营，自秦汉时起，先后在苗
族及其它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但由于当地政治经济与内地差别较大，郡县制度并不巩固。
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大部分苗族地区已由奴隶制转向封建领主制，出现了许
多强大的封建领主，如祥柯刺使谢氏及其后继者赵氏，都先后统治过现今贵州的许多地方。
宋代，有诚徽州杨氏统治今湘西南各州县，样州宋氏统治今贵阳邻近地区各县，播州杨氏统
治今贵州遵义地区各县，溪州彭氏统治今湘西I}水、酉水、武水各县等。但处在今川、黔、
滇三省边区的苗族，仍处在“乌蛮”(彝族)奴求主统治下，过着奴隶的生活。至于今湘西腊
原山区和今黔东南雷公山和元宝山一带苗族，到唐宋时期也已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了封建
社会，(少部分如元宝山中心区，可能仍是原始社会)，但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的“合款”、
“合榔”等社会组织，仍然普遍存在。这些社会组织虽然已开始变质，但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民
主形式和内容。榔规、款约主要是维护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违反者轻的处以罚金，重的处以
沉河、丢坑等死刑。榔款组织对外还负有组织群众抵抗官兵侵犯，保障本族群众安全的责任。
元明两代，是大部分苗族地区领主经济发展最高的时期，并逐渐走向没落。当时许多
大、小领主都受到封建王朝的封赐，委以宣慰司、长官司等土司官职，代表封建王朝统治各
民族。这些土司官，有苗族，也有其他民族。较大的土司都是唐宋以来的领主后裔，有几百
年至千年以上的宗柞继承史。由于封建王朝势力的深入和汉族影响的扩大，封建领主制这时
已日渐没落，它的经济、政治力量已日渐衰朽。相反，封建地主经济却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在湖南城步和湘西、黔东南苗族地区，已出现了一些相当富强的苗族地主。如城步扶城洞苗
族官僚地主兰氏，就有土地一万多亩。贵州铜仁府罗金寨(今松桃县境)苗族地主吴老天，
家资富裕，财多势大，广收门客，称霸一方，湘黔两省邻近几县有不少汉民向他投靠。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改土归流”以后，苗
族地区工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提高，商品货币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苗族地
主经济就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在急剧地加速。乾
隆年间，湘西已出现了拥有年产一、二千石(每石一百斤)谷子田地的苗族大地主，到嘉
庆、道光年间，还有八、九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出现。如永缓厅紫儿寨的石文魁，有田地年收租
谷九千多石，还经营商业，田地家资(包括商业资本在内)约值数十万两银之多。近代以
来，还有几个万石以上的苗族地主出现，如黔东南册寨县的马家，湘西凤凰县老洞的麻家
等。但总的说来，苗族地主阶级还是一个年幼的阶级，其经济发展还是不充分的，除少数千
石、万石大地主外，一般地主有田地不过二、三百石谷子，并且还不同程度地参加生产劳
动，和农民的对立也不很尖锐。至于贵州西部及云南的苗族，则没有或很少有本民族的地主
出现，他们多是其他民族地主的佃户或领主的农奴。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苗族地区的社会
性质就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一方面，苗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帝国主
义的各式侵略下，逐渐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地本国资本主
义发展的影响，在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而变成了
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当时，在湘西的永绥(今花垣)、乾州(今吉首)、凤凰和贵州松桃，
湘西的城步、靖县、会同、黔阳，黔东南的天柱、锦屏、刽河、台江、炉山(今凯里)，广
西的融水、三江、怀远等县交通方便、商品经济活跃的地区，都先后出现了苗族资本家、商
人或作坊主。经销木材、桐油、土产和日用百货，或开设工厂(手工工场)、矿山、作坊。
资本少的有数千元(银元，下同)，多的数万元，个别的达到十万元以上。如湘西有苗族麻
姓大地主在长沙、株州、武汉等地经营木材、桐油生意，在本地经营染色、酿酒等业。湖南
城步县苗族大商人杨光普活动资本达五、六万元之巨。贵州台江县施洞口苗族资本家刘空
涛、刘炎萍兄弟，在贵阳开有数个商行，与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河内等地，都有商
务联系，外汇资本最多时达二十多万元。而在边远山区，自给自足(甚至是自给不自足)的
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些地区苗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常在饥饿线上挣扎，因此谈不上
什么商品经济发展，更没有什么苗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苗族地区的社会
性质就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一方面，苗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帝国主
义的各式侵略下，逐渐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地本国资本主
义发展的影响，在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而变成了
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当时，在湘西的永绥(今花垣)、乾州(今吉首)、凤凰和贵州松桃，
湘西的城步、靖县、会同、黔阳，黔东南的天柱、锦屏、刽河、台江、炉山(今凯里)，广
西的融水、三江、怀远等县交通方便、商品经济活跃的地区，都先后出现了苗族资本家、商
人或作坊主。经销木材、桐油、土产和日用百货，或开设工厂(手工工场)、矿山、作坊。
资本少的有数千元(银元，下同)，多的数万元，个别的达到十万元以上。如湘西有苗族麻
姓大地主在长沙、株州、武汉等地经营木材、桐油生意，在本地经营染色、酿酒等业。湖南
城步县苗族大商人杨光普活动资本达五、六万元之巨。贵州台江县施洞口苗族资本家刘空
涛、刘炎萍兄弟，在贵阳开有数个商行，与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河内等地，都有商
务联系，外汇资本最多时达二十多万元。而在边远山区，自给自足(甚至是自给不自足)的
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些地区苗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常在饥饿线上挣扎，因此谈不上
什么商品经济发展，更没有什么苗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苗族地区的社会
性质就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一方面，苗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帝国主
义的各式侵略下，逐渐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地本国资本主
义发展的影响，在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而变成了
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当时，在湘西的永绥(今花垣)、乾州(今吉首)、凤凰和贵州松桃，
湘西的城步、靖县、会同、黔阳，黔东南的天柱、锦屏、刽河、台江、炉山(今凯里)，广
西的融水、三江、怀远等县交通方便、商品经济活跃的地区，都先后出现了苗族资本家、商
人或作坊主。经销木材、桐油、土产和日用百货，或开设工厂(手工工场)、矿山、作坊。
资本少的有数千元(银元，下同)，多的数万元，个别的达到十万元以上。如湘西有苗族麻
姓大地主在长沙、株州、武汉等地经营木材、桐油生意，在本地经营染色、酿酒等业。湖南
城步县苗族大商人杨光普活动资本达五、六万元之巨。贵州台江县施洞口苗族资本家刘空
涛、刘炎萍兄弟，在贵阳开有数个商行，与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河内等地，都有商
务联系，外汇资本最多时达二十多万元。而在边远山区，自给自足(甚至是自给不自足)的
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些地区苗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常在饥饿线上挣扎，因此谈不上
什么商品经济发展，更没有什么苗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苗族是一个勇敢而斗争性很强的民族，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苗族人民历史上起义斗争
之多，是罕见的。
远在东汉时期，苗族人民为了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压迫，就曾和其它少数民族一起，
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斗争。公元四十七年(建武二十三年)以后，东汉王朝派武威将军刘尚、
伏波将军马援等率军进攻武陵地区苗族和各族人民，均被击败。东汉王朝最后只得与各族人
民订约退兵。公元151— 154年(汉元嘉元年，到元兴元年)，五溪地区苗族人民又举行了
以詹山为首的反抗斗争，历时四年之久。
唐代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很多。公元770— 780年(大历五年至建中元年)，有武
冈州王国良领导的斗争，历时十年。公元811— 813年(元和六年至八年)，有张伯靖领导的
辰、淑、锦、邵、桂(今湘西南各县)等州的苗民起义，历时三年。唐末，爆发了黄巢领导的
全国农民起义，当农民军由桂林向一民沙进军时，今湘、黔、桂三省边区苗族人民群起响应，
逼进桂林，与农民军会师。
元代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规模也不小。公元1283— 1285年(至元二十年到二十二年)
今湘、鄂、川、黔四省毗连地区“九溪十八洞”的苗族、土家族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元
斗争，历时三年才被镇压下去。公元1301— 1305年(大德五年至九年)，在今贵州中部
(贵阳地区周围各县)发生了以雍真葛蛮安抚司土官宋隆济领导的苗、彝人民起义，历时
五年之久，范围扩及贵州西部大部分地区。元末发生的以吴天保领导的苗、瑶人民起义，遍
及湘西南的武冈、靖州、辰州、淑州。
明代，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多。其中较大的有公元1372年(洪武五年)八万古州(今
贵州黎平、从江、锦屏、溶江一带)的苗侗人民的反征服斗争。公元1430年至1433年(宣德五年至八年)，有吴石尔、白大虫等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与十二万明军血战四年之久。公
元1511年到1512年(正德六年至七年)，有龙麻阳、龙童保领导的湘西、黔东北苗民起义
公元1449— 1451年(正统十四年到景泰二年)发生的苗民起义，遍及贵州东部和中部，
“不下廿万人”，其中，韦同烈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以香炉山为根据地，屡败明军，斗争坚
持了两年多。公元1436年至1460年(正统元年到夭顺四年)，先后以蒙能、杨光权、李天
保等人领导的苗、侗人民起义，以湖南城步苗族地区为中心，势力遍及湘、桂、黔三省边区
十数州县，前后长达二十四年之久。以后，还有公元1501至1504年(弘治十四至十七年)李
再万领导的城步苗民起义。公元1539年至1552年(嘉靖十八年到三十一年)以龙许保领导的
湘、黔、川三省边区苗族人民起义，与十五万多明军战斗了十三年之久，使明王朝感到十分
头痛。
清代苗族人民反杭斗争仍旧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1735年至1736
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的“雍乾起义”。这次起义以包利、红银为首，发生于黔东南
地区，历时两年，范围有十多个州县。第二次是公元1795 }— 1806年(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
一年)的“乾嘉起义”。这次起义发生于贵州松桃和湘西地区，历时十二年，以石柳邓、吴
八月等人为首，范围扩及十数州县。第三次是1849一一1872年的“咸同起义”。这是一次全
国性的苗族农民起义，分别以张秀眉、岩大五、陶新春、柳夭成、余老科等为首，活动范围
遍及贵州省和云南、湖南、广西、四川等约一百多个州县，有百万以上的苗族参加，前后二
十三年。
近代以来，苗族人民又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
以后，湘西苗族人民曾应征开到福建前线抗法，贵州许多苗族人民则开到北越抗法，云南马
关、麻栗坡苗族人民在项崇周领导下，沉重打击了法国的侵略行动，收复了麻栗坡一带的边
疆失地。在1900年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湘西苗族士兵曾开到大沽口抗敌，全
部壮烈栖牲0 1906年，贵州都匀、平塘、贵定、平越一带苗族，在吴朝俊的领导下，举起
“灭洋兴汉”的大旗，进行反对法国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法国在黔南的侵略势
力。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有苗族人民参加领导。湘西和贵州松桃苗族人民，为了响应武昌
起义，于同年十一月间，聚集了一万多人进攻清朝统治的湘西重镇—凤凰厅城，随后，推
翻了清朝在湘西的统治。以后，苗族人民又投入了反对袁世凯统洽的斗争，参加了孙中山和
黄兴领导的讨袁之役，又投入了蔡铐的反袁起义。湘西苗族人民还成立了“护国军”，对袁
世凯宣布“独立”。
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苗族人民的斗一争彼伏此起，延绵不绝。如1942年广西融县苗
民起义，一1933年云南邱北苗民起义，1935年云南马关、广南、富宁各县的苗民暴动，1937年
湘西苗族人民的“革屯”运动，1942年黔东南苗族人民发动的“黔东事变”，就是其中几次
较大的自发性的反抗斗争。
除上述自发性的斗争外，苗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更是蓬蓬勃勃地发
展起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时期，当时参加北伐的黔军中，就有许多苗族战
士，尤其是贺龙、王天培(侗族)、欧北川(苗族)等人领导的黔军队伍中，苗族更多，他们在打倒
吴佩孚等军阀的斗争中，立了很多战功。当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城步、乾城(今吉首
县)、悄溪等县苗族地区，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进行了打土豪和减租减息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苗族士兵还参加了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苗族人民，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和
土家、汉族人民，建立了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海南岛苗族人民，
也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母瑞山和吊罗山根据地，成立了红色政权。1935和1936年，中央红
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长征经过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大部分苗族地区，给苗族人
民以深刻的革命影响，苗族人民参加红军的很多。
解放战争时期，各地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为推翻蒋介石的
反动统治而斗争。滇东南文山、邱北、马关一带的苗族人民参加了滇桂黔边纵队的斗争。滇
东曲靖、宣威、沾益、武定、会泽和贵州盘县、水城的苗族人民参加了滇、桂、黔边纵队第
六支队的斗争。贵州威宁县的苗族人民还同彝、回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
初，建立了威宁游击团，活动于威宁和云南镇雄一带地区。贵州松桃县的苗族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组成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苗族地区活动。广西龙胜、资源、三江、融水的
苗族人民，参加了党领导的“榔北人民总队”的革命斗争。黔南紫云、望漠、贞丰等县的苗
族人民也组织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打击当地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迎接解放的斗争中，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各族人民从此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苗族历史开始了新
的一章。
解放后，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苗族人民从195。年起到1951年初，积极配合
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消除了自民国初年以来，就猖撅于苗族地区的匪患。紧接
着，苗族人民又进行了反霸(或反匪首)和减租退押斗争，为土地改革作好准备。1952年，
苗族地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土改工作，少数地区迟至1954年
也已完成。在土地改革中，根据苗族地区实际情况，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更耐心地启发
群众和等待群众觉悟，注意团结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在一些具体步骤上一般也比汉族
地区缓和，斗争面比较小，由于采取这些搭施，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
础上，从1954年到1957年，苗族地区又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逐步在苗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苗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
的权利。鉴于苗族人民长期与土家、侗、布依、壮、彝等族人民交错杂居，为了有利于民族团
结和共同繁荣，苗族地区的自治地方，大多数都采用了民族联合自治的形式，只有少数地方
才采用苗族人民单独自治的形式。截至目前为止，全国苗族较多的地方，已建立了六个自治
州，十个自治县。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苗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和国家的有力
的帮助和支持，使苗族地区过去的贫困落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的
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多年来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实行改土造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
扩大耕地面积，使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一般说来都增加一倍以上。人民生 活有r不同程度的改善。在工业方面创建了许多新兴的现代工业，如电力、农机、化工原
料、化肥、水泥、煤矿、钢铁、铝、铜等工厂矿山，从而大大改变了苗族地区工业落后的状
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交通方面，铁路修进了苗山，镇黔、川黔、枝柳等
铁路干线先后建成，都经过了不少苗族地区。公路建设发展更快，各县都有公路连结，县以
下许多地方也通车了。文教事业解放前也很落后，学校很少，许多人无力上学，文盲遍地皆
是。现在已普遍办起了中、小学，达到县县有完中，区区有中学(至少也有初中)，社社有
小学，入学学生成倍增加，上大学的也不少。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县县有卫生院，
区区有卫生所，社社有卫生站，队队有不脱产的卫生员。霍乱、天花、疟疾已经绝迹，伤
寒、痢疾已基本上得到控制，发病率已大大下降，人民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目前，广大苗族人民正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为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顽强战斗。可以预计，再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苗族地区一定
会建成一个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山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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